乡村治理人才短缺难题咋解

山东省成武县汶上集镇牛张楼村位于鲁西南，由3个自然村组成，目前有457户、1500多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86户。因为修河修路等历史原因，该村耕地仅1400多亩，人均耕地不足一亩，是全镇人均耕地最少的村。去年年底，村里的贫困户已全部脱贫，但按照党中央“扶上马送一程”的安排部署，目前该村仍享受省扶贫工作重点村政策。

“村里面临的难题实际只有一个，就是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引发了其他问题。”近日，中国教育报融媒体采访报道组走进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汶上集镇牛张楼村，与驻村党支部书记张继梁，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共同探讨乡村治理人才短缺问题如何破解。其间，张继梁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

在我国脱贫攻坚的宏伟事业中，一个个行政村犹如机体中最小的细胞，如何解决这里的人才缺乏问题，特别是寻找到能生长在农村土壤中、为农村带来切实改变、能激发出“细胞”能量的乡村治理人才，这个话题既有现实性更具长远意义。

乡村治理后继乏人怎么办？

霍学喜：你这两年做了脱贫攻坚的三件大事——基层政权组织建设、解决重要民生问题、探索特色产业项目。这些工作跟中央和地方政策结合度很高，为我们探索解决类似的村庄治理问题积累了经验。

霍学喜：你的问题把握得很准，这一问题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普遍存在，解决难度非常大。

我们曾对秦巴山区的30个县做过调查，发现改革开放特别是2000年以来，有57%的县吸引人才、技术和资本的能力在持续下降，只有43%的县略有上升，乡村治理人才缺乏的问题非常普遍。不要说在相对贫困的山区和欠发达地区，在京津冀这样的平原地区，这个问题都很突出，说明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依然不利于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发展。

究其原因，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城乡公平的基础设施供给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城乡之间在医保、社保和公共安全保障等方面，无论是中央投入、地方投入，还是乡村自筹投资能力，差距都非常大。

人往高处走，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理解。在这种现实下，农村吸引人才的难度很大，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特殊政策解决人才供给问题。江浙地区由于经济发达，公共支持能力特别强，类似问题能很好地解决。

我特别强调一点，人才问题一定要跟体制机制、制度政策结合起来讨论才有意义。你们村人均耕地不到一亩，如果土地产权改革滞后，不能有效盘活土地或者其他各种资源，生产要素流动就会受到很大限制。年轻夫妇两口子，再有两个孩子，要依靠做农业产业过上体面的生活，没有一定规模的耕地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山东半岛测算过，一个4口之家的农民想过上体面的生活，也就是他的收入能跟城市地区（比如说当地县城）同样类型的家庭收入接近的话，需要35亩耕地。

农村人才吸引力下降只是现象，根本原因在我国城乡体制性资源配置制度。改革永远在路上，我国农村地区的产权改革依然非常滞后，所以我建议你在考虑探索这些问题时，要把盘活产权牢牢地抓住。中央最近特别强调市场化配置要素，而不是行政强制配置要素。所以解决问题，我认为有两条最重要：一是要通过改革建立起从经济角度、市场公平角度能够吸引优秀人才的制度，包括产权制度、产业制度、政策制度；二是改革需要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得采用特殊的政策，包括行政手段和必要的激励手段，要有过渡性的政策安排。

产业总落后于市场怎么办？

霍学喜：我们在全国各地调研发现，农村地区存在一些僵尸项目、僵尸企业、僵尸园区，原因就是扶贫攻坚目标有阶段性要求，而考察市场、引进企业都需要一个周期。疫情就考验出我们的风险防控机制还存在问题。所以我们在选择项目时，需要充分论证，对市场进行前瞻性跟踪。在跟踪市场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引进高水平、信用好的企业。比如你在种大棚时引进了寿光的蔬菜企业，他们的水平很高，你做得非常好。

如果村里有条件，尽量要留一点风险准备金，当然最好是由公共财政负担，比如说县财政。否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项目失败，你的压力大，对老百姓信心的打击更大。

在陕西，一些苹果产业做得好的县和村，就会专门拿一部分钱存起来，出现风险的时候，给损失巨大的企业或者农户提供一些必要支持。

霍学喜：本来这个事应该谁来做？保险公司。但是如果一家4亩地，保险成本太高，保险公司没有积极性。在这种条件下，政府的公共保障机制特别是市场风险化解机制一定得跟上。

明年不是开始进入乡村振兴的第二个阶段吗？我们要进入消灭和管控相对贫困阶段，我觉得你可以探索这个机制，但是你一个村解决不了，必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才行。

霍学喜：我给你举个案例，甘肃省天水市种植花牛苹果，本来满足全国市场有180万亩地就够了，但各个县都在精准脱贫，花牛苹果种植面积现在扩大到250万亩左右，那么去年苹果丰收，就面临很大的市场风险。天水市委、市政府决定融资一个亿，作为担保基金，撬动商业银行给加工企业、储存企业贷款，通过这一个亿的资金撬动，解决了苹果的储存加工和销售问题，平稳地化解了风险。

所以，在保险和信贷存在短板时，政府的公共财政应该把短板补上。我们要共同努力探索这个机制。

公共治理积极性不高怎么办？

霍学喜：我们在全国调研时发现，公共治理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在中西部地区也比较突出。我们分析认为，政府有关乡村治理的政策能不能公平透明地落地是关键。乡村治理有相关规定，宪法里也有相关条款，但在执行过程中，农村黑恶势力、宗族势力、复杂的人脉等，都对乡村治理制度的落地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这在全国都非常普遍，经过扫黑除恶等工作已经大有好转。

全国政协在云南省和浙江省做过很好的调研，我跟你谈一下我们的体会：

第一，应当全面加强乡党委、村党委对乡村治理的领导，要落实具体责任。这一点在2019年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讲得很清楚。所有的治理方案、治理制度、村规民约都不能违反宪法，必须以中央关于乡村治理的一系列文件为准绳。这叫“守底线”。

第二，治理方案必须本土化，和本村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守底线的基础上，得有一些创新和抓手。

第三，鼓励制定规范的村规民约。你看浙江那一带治理得很好，村规民约特别管用。通过村民多次共同讨论、商议，形成一个共同遵守的村规民约，使村民都变成村中事情的利益相关者，同步配置公平的奖惩制度，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村规民约是让村民高度关注自己权益和平衡他人利益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抓手，你好好研究一下。

第四，有意识地培养一些志愿者，参与村容村貌的整治、邻里关系的调解等。充分动员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或是怀有梦想的年轻人，把他们组织起来，鼓励他们参与村庄治理。

霍学喜：就是建章立制，切记要简单通俗。

霍学喜：你参与这么光荣的使命，对你个人的成长、对这个村的影响都是很重要的。在你的人生轨迹当中，这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希望你能做到极致。

——《中国教育报》2020年5月28日 第5版

乡村振兴：科技如何为产业助燃

“成功的是少数，失败的是多数。”两年来，全国政协委员、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副镇长羊风极组织打安村贫困户“抱团”发展兰花产业终于有了不错的势头，可当说到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业的经历，他连连称难。

从脱贫攻坚进入到乡村振兴，重在产业兴旺。但选择什么产业，怎样打通产业链条，如何升级产业技术，对于刚刚脱贫的农村而言是不小的挑战。

科技助农“链条化”

“在脱贫阶段，产业扶贫是非常初级的。”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理霍学喜所说的初级，指的是技术的应用、贫困群体所掌握的技能以及社会资本的积累，都在比较低的水平。“到了乡村振兴阶段，对科技的需求完全不同，它要满足的是支撑产业兴旺的目标。”

产业兴旺，意味着必须延长产业链，一产“接二连三”。产业融合要覆盖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从农业产前的农资生产与技术开发，到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化服务，再到产后的农产品贮藏、深加工、运输、销售的环节。同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指出，要挖掘农业的多维功能，从传统的农产品生产功能，拓宽到生态农业、生活休闲、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

以苹果种植为例，与完整产业链条相匹配的技术包括了品种技术、栽培模式、病虫害防治、土壤养分管理、加工工程、冷链技术、安全危害识别控制、果园机械化作业技术、装备开发、苹果产业信息化等。为了应对市场波动，还需要基于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的市场运行管控系统，以实现市场预测、市场预警。“实现难度非常大。”霍学喜说。

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除了完成基础的种植生产，产后分拣分级、深加工薄弱，加工工艺、设备落后，副产物综合利用不充分，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要想实现乡村振兴，科技支撑必须按照产业链、创新价值链集成配套。”霍学喜认为，科技助农只有把产业链和创新价值链融合起来，才能真正将产业做精做强。

技术推广“包干制”

2018年，打安镇采用“政府扶持、企业带动、合作社经营管理、贫困户入股分红”的模式，在打安村建设了60亩兰花种植产业示范基地，羊风极的目标是要把它打造成一个集花卉种植、休闲旅游、田园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产业开发综合体。

但他很快遇到了难题，企业的技术输出始终有所保留，而打安村又很难从本地的科研院所获得足够的持续的技术支持。

“这也反映了，国内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农业技术推广还远不能满足农村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考察了全球多个国家的农村和农业，霍学喜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农业技术推广还比较落后”。

霍学喜介绍说，美国将全国的农业区域规划了12个片区，一个片区一个政策包，各不相同。政策包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技术政策，或者说推广政策。

“美国的农业推广一直由本地区的大学来主导，农业大学、农学院的第一要务就是技术推广。机构一把手担任推广站站长，站内的关键成员都是学校的教授，实行科学研究、技术转化、农业推广、培训示范一体化策略。”

借鉴这一经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已经在全国建立了28个试验、示范站。它有三大基本功能，首先由专家在试验站搞研究和开发，形成技术；接下来是试验与示范，建高标准的试验田，达到可复制、可拷贝的程度，供农民学习；最后是培训与推广，关键技术环节得让农民学得会、用得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建立的围绕技术创新与示范的“科技小院”也是同样的模式。他将科研、技术推广、培训农民与研究生培养紧密结合起来，学生们常年生活在农村，跟农民捆在一起，打成一片，毕业以后解决农业问题的能力极强。

这种“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的科技助农模式，是服务乡村振兴产业兴旺不可或缺的。霍学喜认为，理想状态下，应该由各个地方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来“承包”当地的农业片区，提供精准服务。

职业人才靠教育

“扶贫主要靠外力，而乡村振兴必须依靠内生动力，那么人的因素就成为了关键。”魏后凯在采访中提到。

“农业农村部、科技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该是配合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目标，培养不同类型的职业人才。”霍学喜说，除了专门致力于经营农业的，并且与职业务农能力是相匹配的新型职业农民，根据产业分工，还需要各种职业农村居民，比如从事加工、物流、旅游、餐饮、社会治理的等等。

“产业发展不能排斥农民，但他们一定不是普通的农民，不能是没有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农民。”在霍学喜看来，他们得有一些资本，要有一定技能，会使用新的技术，还可以融入各种组织，懂得社会沟通，这才是现代化的农民。

“在美国，培养、支持一个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的人成为一名合格的农场主需要10年。”霍学喜说，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不仅需要营造一种氛围，更需要依靠教育。

——科学网  2020年5月28日